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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weiren 的博客

 
 
 

日志

 
 

转载:厉以宁的采访录  

2014-03-06 10:56: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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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下放江西时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回头看十年 已海阔天空

2004/05/20 04:20:05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http://bjyouth.ynet.com/3.1/0405/20/509096.html

 

 

 ■ 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记者:我曾经读过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叫做《好日子:好社会的记事本》,如果把您的人生作为社会的一个记事本,您觉得应该怎样记录?
  厉以宁: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好过,我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兴衰。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中又被关在劳改大院,那个时期也正是国家受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我个人也迎来了有生以来最好的时期,所以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下放江西时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记者:您的学术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厉以宁:是从下放江西回来以后。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个非常穷的地方,连劳改犯都不愿意呆。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的穷苦,感到非常震撼:没有想到经济会搞得这么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屏弃了大学时代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
  ■ 这些年来我主要是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记者: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学者之一,这些年来您在参与决策、影响决策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厉以宁:这些年来我主要是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股份制的推进,那一段时期不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终于实现了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二是主持《证券法》的起草,我当时担任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三是全国人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我也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四是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我建议政府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证明这些政策起了作用;五是带领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行发展民营经济专题调查组,给中央写报告,积极倡导发展民营经济;六是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还兼任过两届环境经济专家组组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同事们一起承担的。
  ■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比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记者:您曾经说过“经济增长质量是关键”,为什么这样说?
  厉以宁: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经济增长分粗放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两种。粗放式增长中,原材料消耗率高,因此不能持久。中国当前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集约式增长的道路,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增长哪怕降一两个百分点,但如果能源使用减少了,对环境破坏减少了,从长远看对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不仅如此,而且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着重发展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随着原有优势的逐渐丧失,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保持持久的竞争力。此外,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要缓解就业危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要向高精尖发展,也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把以上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说,经济增长质量要好,提高增长质量比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他就是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表示,改革是不能停顿的。他对新一届领导充满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风气是会改变的。

 

原标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专访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希望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2013年10月11日,厉以宁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说:“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陈岱孙、赵迺抟(音同乃团)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开始,厉以宁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径骤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难防卷地风。狂风过处,催老青山多少树。今夜难眠,万户千家一个天。”这是厉以宁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69年,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那里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据说连劳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不断逃跑。在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厉以宁瘦得颧骨凸起,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腿上沾满泥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他不再是诗人,更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一个正被极度疲劳折磨着的人。

  1971年秋,厉以宁被转到北京大兴农场。此后4年里,他又不断在北京郊区“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彻底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3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甚者,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原标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专访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

  学术之外,厉以宁对家庭充满了柔情。他与夫人何玉春的缘分始于湖南沅陵。当时,厉家租住在沅陵何家的房子里,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何重义是雅礼中学的同学,但7岁的何玉春对厉以宁并没多少印象。1957年,何玉春已从华中工学院电力系毕业,分配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发电厂工作,她去探望随哥哥定居北京的母亲,和厉以宁重逢。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异地恋”。

  一天,何玉春接到厉以宁的信,信中只有16个字:“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首《十六字令》被同学们称为“世间最短的情书”。当时,厉以宁是“有问题的人”,工资比何玉春还低2元,但何玉春毅然选择了他。1958年春节,两人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五天,厉以宁要去京郊劳动,何玉春得回鞍山工作,厉以宁满怀离愁:“昨夜频频双举杯,今朝默默两分飞,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泪炉前备早炊。”

  从此是13年的两地分居,每年只有两周探亲时间。1958年底,女儿厉放出生;1963年,儿子厉伟出生。1969年,厉以宁下放江西,将一双小儿女留在北京,交给自己的母亲照料。

  1970年12月,何玉春放弃一切调到江西。夫妻俩住在放农具的茅草房里,房间一角还有黄鼠狼做的窝,但能在一起,已经让厉以宁无比满足:“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机构竞相邀请厉以宁讲学、考察,何玉春常伴其左右。厉以宁身兼多项社会职务,何玉春就当“秘书”:在收发室,学生们经常看到何师母替厉老师取信件,有时多得拿不动;在家里,她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厉以宁说:“她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

  2008年,在金婚50年时,厉以宁写道:“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北大的女教师无不感慨:何老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在于厉以宁有多大名气,而在于厉以宁为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了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了儿孙满堂。

  “现在还给夫人写诗吗?”采访中,记者问道。“两个人一起出去就写。她会摄影,她的照片我认为好的,出了集子的,每一幅我都配上诗,已经出版了两卷,第一卷名叫《心宽无处不桃源》,第二卷名叫《沉沙无意却成洲》,都是我诗里的句子。”

  “夫人收到这些情诗很高兴吧?”

  厉以宁赶紧分辩:“这不是情诗,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什么情诗。”一屋子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也乐呵呵的,快乐如顽童。

  “治家也是一个大家”

  厉以宁的学生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夫妻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女儿厉放出国留学时与一名澳大利亚小伙子结婚,现在就职于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儿子厉伟获得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前往深圳创业,现任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厉以宁“有4个孙子、孙女和外孙,最大的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学的是海洋环保”。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厉以宁,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田亮 许陈静)

 

 


许怡: 听厉以宁讲经济学_财经_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xuejie/20090706/891742.shtml

 

与苏联传统经济学诀别

20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经济系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支配地位。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专家学者强压住自己的观点,紧密联系现实的“热门”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落下来。厉以宁也跟着自己的老师,干起了外国经济史的翻译工作。阅读英文巨著大大开阔了厉以宁的视野,使他对日常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

但真正使厉以宁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切肤之感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本身的贫穷。

从1964年到1971年,他前后三次被下放,这使厉以宁看到,农村是如此地穷,而许多村干部却胡作非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在有的地方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村的贫困大大冲击了厉以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从根本上对苏联的模式发生了怀疑。厉以宁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公有制反而不公?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答案是: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的思想就此发生了一个飞跃。

1969年,他从北京下放到江西,在南京到镇江途中,隔江遥望对岸仪征的天宁寺宝塔,面对故土,他感慨万分,填了一首《唐多令》:

风雨小桃圆,杏花深巷边,遍池塘一色浮莲。年少只知乡里好,看新笋,竹林前。

鹰击九重天,燕翔路几千,半箱书伴我尘烟。从此应知天下秀,心已到,五洲间。

当厉以宁从根本上摒弃“兰格模式”之后,他就彻底与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传统经济学说再见了。他要走一条改革之路,要开创一套改革的经济理论。

中国改革有两大改革思路:一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一是企业改革主线论。作为后者的代表人物,厉以宁在中西经济发展史比较的基础上断言: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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